爱佑慈善基金会设立爱佑安生项目的初衷旨在保障偏远农村地区的儿童得到基本儿童福利服务，对于困境儿童的保护不仅是生活、求学层面的，更需要关注心理层面。
2018年，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开始向项目所在地被性侵的儿童提供心理干预，当年提供干预的10个孩子里，有8个都是留守儿童。
这些孩子长期不在父母身边，严重缺失家庭监护，更不谈上接受来自父母的性教育。更加无奈的是，这些孩子在遭受性侵后，大部分仍处于长期缺乏家庭监护的状态，孩子遭受的巨大创伤既得不到来自亲人的及时呵护，也缺乏专业人士有效的引导帮助，不得不自己孤零零地面对残酷的现实。事实上，不仅是被性侵儿童，他们的家庭也需要更多、更专业的支持。
同样的话语背后是“不一样”经历
“都行，都可以，随便。”
也许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佛系青年的口头禅，但事实上，这也是很多被性侵的孩子最常见的回答。在雨珊和小伙伴们来北京的这几天，我们就无数次从她们口中听到这句话。
爱佑安生项目工作人员陪同雨珊和小伙伴们游览颐和园
年幼的TA们与不能说的秘密和耻辱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雨珊被一名代课老师猥亵侵犯。对于性一无所知的她，根本不懂老师在做什么，只是觉得很害怕，却又没有任何办法拒绝。慢慢地，她觉得是因为自己在学校表现不好，才受到这样的“惩罚”，她一直在思考的，都是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惩罚”，所以她开始变得不敢提出任何需求，日常跟家人、老师、同学的沟通，她只会说“都行，都可以，随便。”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哪个需求，就会让对方“生气”，从而“惩罚”她。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雨珊多次遭受老师的猥亵，但是身处偏远农村的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忙于农活的父母，除了发现她话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爱出门之外，也没有注意到更多细节。
直到村里流言四起，很多人都说学校有个老师“不正经”，经常欺负女学生，雨珊的父母才主动询问雨珊，看到女儿默默低下的头，他们才第一次知道真相。可这一切，对于非常传统保守，也没怎么上过学的他们来说，只能成为不能说的秘密和耻辱。
没有人愿意报警，无论是雨珊的父母还是其他被侵犯孩子的家长，这意味着，孩子们的噩梦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终于有家长去派出所报案，村里的人才知道，原来平日里衣冠楚楚的村小学老师，竟然以工作之便性侵了十几个孩子
看得到的“冰山一角”，看不到的更多隐秘角落
近年来，随着众多案件的曝光，性侵儿童犯罪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女童保护”性侵儿童案例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0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儿童被性侵案例累计达2729起，受害儿童人数超过5400人（其中，2013年—2017年统计案例为14岁以下儿童，2018年起为18岁以下儿童）。
仅2020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就有332起，受害人数达到845人，年龄最小的仅为 1 岁。受害儿童中，九成以上都是女童。在媒体公开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最高比例曾达87.87%（2014年）。
以上数据中性侵儿童案例仅为当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并不等同于实际发生的性侵儿童案例总量。据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统计，2013年至2019年，全国范围内仅法院宣判性侵儿童的刑事案件已经超过1.5万件。
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中，城市地区远远高于农村地区，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恰恰说明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事实上，受暴力（性）侵害的儿童多集中在农村地区留守及困境儿童中，但受到当地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
必须承认，儿童受暴力（性）侵害事件比大众想象得要“多”和“近”，实际处理起来也更复杂。受立案证据和社会文化观念影响，很多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被媒体曝光，而受害儿童因其隐蔽性，也往往处于被忽视的角落。
与此同时，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已出台关注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相关政策，但对于受暴力（性）侵害的儿童没有专项政策支持，加之当地没有专业力量介入体制里参与系统服务，导致现行体制无法更好地帮助推进政策落实工作，受性侵害的儿童在很多政策和服务信息的获取上也存在壁垒。
被性侵，对儿童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儿童性侵犯（Child Sexual abuse，CSA）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在预防虐待儿童项目中定义：
CSA是发生在儿童和一个成人或另一个儿童之间的，以性为本质的活动。双方在年龄和发育的不同，并利用这种不对等的责任、信任或者权力的关系满足了其中一方的需求，称之为CSA。
性侵害给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本质上是心理、心灵和社会功能的伤害。
“性侵不仅会对孩子生理造成严重伤害，对心理也常导致明显而持久的影响，甚至会影响终生。”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知名专家崔永华教授表示，初期影响类似于儿童的一般应激反应，比如恐惧、焦虑、易怒、抑郁、冲动、注意力难以集中、日常生活退缩等，长期来看容易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心境和情绪障碍、人际关系障碍、物质滥用等。
受到暴力侵害，尤其是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常会感到不安，对于接下来遇到的心理反应、社会舆论、法律程序普遍缺乏心理预期和实际有效的处理经验，尤其社会舆论对儿童及其家庭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使得儿童及其家庭的处境更加艰难。在现行的司法实践中，繁复的法律程序也会导致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在不同地方多次接受询问与服务，出现不断复述痛苦经历的情况，而这些过程中舆论、家庭和相关环节的处理方式时常造成“二次伤害”，常常无法及时保证受害人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专业的社会救助。
性侵犯经历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我们还可以通过两项国际研究数据来具体看看：
第一项研究是横向研究，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研究数据显示，性侵犯经历导致了儿童呈现解离症状的概率提高8倍，罹患PTSD的概率提高4倍。
解离症状是指心理过程的分离，比如想法、情绪、记忆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分离（在一般情况下，它们是整合在一起的）。解离症状一般出现在创伤经验之后，是一种适应性的反应，这种解离症状可以帮助受创伤者避开痛苦的回忆，但是会影响正常生活。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为个体经历过创伤后，对创伤事件进行再次评估和情绪上的再次体验为主要特征的再体验。主要表现为个体高度的警觉性，不由自主的回想创伤经历，以及对于能够引起创伤体验的回避为主要特征。
第二项研究是纵向研究，一份来自美国的研究中，84名曾在6-16岁之间受到过性侵犯的女童，在随后长达23的时间里她们出现了以下症状：青春期提前、认知缺陷、抑郁、解离症状、性发展适应不良、药物/毒品和酒精滥用、从高中辍学、家暴、PTSD、肥胖率增高等19项症状或生活问题。
最后，在一项儿童性侵犯综述性研究中，荷兰研究者发现当事人报告的数量是官方报告数量的30倍。研究者推论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迫于自责、羞愧或者尴尬等因素而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经历。从这一点出发，也许儿童性侵犯所造成的创伤还需要我们更多的认识，受害者还需要更多耐心的帮助与关心。
面对被性侵的儿童，爱佑正在行动
2019年开始，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项目与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集中地区的地方社工机构紧密合作，希望通过专业化的社工工作服务体系和方法，为遭受暴力（性）侵害的儿童及家庭提供系统化的支持，从专业角度协助公安、检察院等系统完成司法程序，同时为受害者保护其司法权利，采用社工个案管理方法介入陪伴，专门设计受暴力（性）侵害儿童支援服务计划，最大限度的保护儿童的权益。
也是在2019年，由于老师被立案调查，雨珊去警局做了笔录。尽管警察很注意沟通方式，但雨珊的状态仍旧非常不好，很快警方就寻求了社工介入，希望能对雨珊提供更加专业、全面和长期的支持。
一开始，雨珊的父母还是抱着不能“坏事传千里”的心态，很排斥社工的工作，连续几次都拒绝了社工的电话沟通。后来在村委会的协调下，社工专门来到村里跟雨珊父母进行了一次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面谈，才终于说服了他们。也就是从那时起，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项目的专业社工，开始了对雨珊的长期陪伴和支持。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项目的专业社工一直奔走在当地受暴力（性）侵害儿童支援服务工作的一线。累计为2000人次的被侵犯儿童提供危机干预、权益维护以及预防暴力伤害的线上服务支持；通过走访和服务，在留守儿童聚集较多的学校和社区提供预防儿童受暴力（性）侵害和儿童安全自护等系列的儿童保护的工作；作为专业社会力量参与司法程序，为受暴力（性）侵害的儿童提供全流程的服务支持，为被害人提供危机干预、个案服务、家庭服务、资源链接等专业服务，避免被侵犯儿童因被害致困或再次遭受侵害的情况发生；实际参与的案件家庭走访调查：监护人能力评估、陪伴就医与录口供、心理疏导等环节，有效降低儿童及家庭面对困境所处于的风险，提供儿童及家庭的处理能力，以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联动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为儿童身心发展营造正常、稳定安全的支持环境。
两年跟踪服务后，爱佑组织了一场成长夏令营
对雨珊提供跟踪服务的这两年，社工一直都在关注雨珊的点滴变化。
去年9月，12岁的雨珊进入中学，开始进入青春期的她，人际关系障碍愈发明显，全新的学校和全新的同学，并未给她带来任何新鲜感，她依旧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只愿意跟小学的好朋友说话。生理期的到来也让她有些排斥和反感，她甚至问社工，“为什么自己会这么麻烦？”
跟雨珊的情况相反，14岁的梦惠在小学二年级遭受性侵之后，并没有完全排斥与人交往，但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一直处于无法掌握边际的状态，要么过分亲昵，要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尤其在与异性的相处上，还总会产生“对方是不是喜欢我”的猜想，无论对方是老师，还是同学。
“被性侵的孩子，既有共性，也有鲜明的个体差异。”社工告诉我们，被侵犯的孩子几乎都会回避人际关系交往，普遍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有的孩子被性侵犯之后，就不愿意说话了，即使后来恢复说话，语言表达的逻辑性也非常跳跃；有些被亲人侵害的孩子，会出现分不清真实与虚幻的情况。”不会表达情绪，不敢主动提出任何合理需求，是大多数被性侵的孩子都会出现的情况，“只有让孩子们回到关系中去，才能帮她们修复这些创伤。”
为了更好地帮助孩子们，今年夏天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项目精心组织了一次“创伤修复”的成长夏令营，邀请雨珊、梦惠和另外两名曾被性侵的孩子，一起从老家来到北京，在社工和爱佑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的陪同下，通过6天的夏令营活动，让她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习生活自理、人际交往、团队协作等自我管理能力，在丰富多元的行程中感受到彼此之间友爱、快乐、和善等不同以往的社交体验，让孩子们重新与环境、他人、自己建立联系，并产生互动。
每一个环节设计都努力帮孩子们解决一个问题
通过游览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长城、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天坛、清华北大，孩子们在夏令营不仅亲身体验了只在课本中见过的名胜古迹，体验神圣的升旗仪式，感受皇家园林的庄严华美，亲临北大清华，感受最高学府的自由开放，更在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善意和爱意。
虽然已经是中学生了，但雨珊跟小伙伴们最喜欢的还是动物园，这也是她们第一次来动物园
鼓励孩子们满足自己的需求
从孩子在县城集合的那天开始，社工就把每顿饭和零食的主动权交到了孩子们手中，“自己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每个人都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菜。”
“我没喝过，哪个都行，你点吧。”
“你拿着手机看看，上面都写了奶茶里有什么，你选自己喜欢的就行。”
来到北京的第一天，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用奶茶来跟孩子们“建交”，虽然孩子们起初都有点拒绝，但在工作人员的坚持下，她们高兴地为自己点了人生中的第一杯奶茶。吃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让孩子们自己点菜、吃零食，是鼓励这些长期处于紧张、高压状态下的孩子，轻松地面对和满足自己的需求。
孩子们喝到的第一杯奶茶
孩子们慢慢也开始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最明显的就是在长城和动物园逛累了的时候，雨珊和小伙伴会主动提出自己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下。能够跟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形象表达自己的需求，这与她们之前的状态很不一样。
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爱，帮孩子们重建信任
夏令营期间，无论是爱佑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朝夕相伴，还是志愿者带来的每一份贴心小礼物，亦或是景区、餐厅工作人员的每一张笑脸，都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关怀，这对于孩子们重新建立对外界的信任感、对人际关系的认知，都非常重要。毕竟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她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来自陌生人无条件的善意和爱。
在北京的每一天，雨珊和其他3个小伙伴轮流担任小组长，负责组织大家参与各项活动，早上叫伙伴起床、量体温，根据天气预报提醒大家合理着装；在行程中主动与爱佑工作人员、社工、志愿者、景区和餐厅的工作人员，以及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沟通、相处。
印象最深的是爬长城那天，因为早上升旗仪式起的太早，孩子们都有点困，所以爬的格外慢。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直非常耐心地陪在孩子们身边，走走停停毫无怨言，一直都在询问和鼓励孩子们，“要不要拉着我走？”、“坚持一下就快到啦！”
起初，一个不太“合群”的孩子总是无法融入另外三人
担任组长的雨珊，不止一次停下来等待落在队伍最后的小伙伴，而这个小伙伴其实在前一天，还完全无法融入其他三个小伙伴，一直都是单人行动的状态。每次等到这个小伙伴走过来，雨珊也不会有太多言语，就是跟她一起走，偶尔问一句“要不要休息一下？”就这样，一趟长城下来，这个小伙伴不再单人行动，不管吃饭还是走路，她都会挨在雨珊身边。
后来回酒店的车上，雨珊告诉社工，“大家都对我们好好，我也想对他们好。”感受被爱，也向同伴表达爱、分享爱。爬长城的过程中，孩子们不仅互相帮助，也激发出了自己爱人的能力。
后来，孩子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四人同行，看风景也要跟好朋友挤在一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活动期间我们并没有告诉志愿者孩子们的具体情况，所以在整个夏令营期间，志愿者们都像对待来自偏远地区的普通孩子一样对待女孩们，全程都是一种轻松、快乐的相处模式。
专家干预，既帮助孩子也赋能社工
夏令营期间，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项目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龙迪老师，每天晚上为孩子们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帮助她们更好地修复创伤，也更加深入地发掘孩子们面临的困难。
在龙迪老师的干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开始并不能融入大家的那个孩子，没有办法有逻辑的说话和表达自己，创伤使她的记忆非常碎片化，跳跃性也很强，有着明显人格解离的情况。而梦惠虽然“话多”，但跟人沟通时只能在很浅的层面沟通，无法进行深层次的沟通，而且从她的语言里，完全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针对每个孩子的情况，龙迪老师都进行了一对一的专业干预，在孩子们之外，龙迪老师还与随行的爱佑工作人员和社工及时进行复盘，详细解读每个孩子的情况，为社工后期工作的开展梳理思路和方向。
除了跟随专家学习，每天晚上爱佑工作人员和社工也会复盘当天的活动，分享对孩子们新的认知和观察
在北京的每一天，无论多晚睡雨珊都会认真洗漱干净才躺下，第二天穿的衣服也一定会整齐地叠好放在床边。来北京之后的她，明显变得开心不少，会主动跟其他人沟通，而且善于表达，越到后面越喜欢表达的她，甚至被大家戏称为“话痨”，“原来她可以是个很开朗的孩子，也是个很受欢迎的孩子。”陪她走过两年的社工，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不一样的雨珊。
希望在爱佑安生和众多爱心的支持下，孩子们可以踏实、安心地迈向未来
6天的夏令营转瞬即逝，完全不知道彼此经历的4个女孩已经变成了熟悉的朋友。回去的高铁上，雨珊跟小伙伴们自然地坐在一起，一边回忆在北京的每一天，一边约定未来也一定要保持联系，她们还建了一个只有她们自己的微信群，“我们要做很久很久的好朋友~”
爱佑慈善基金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儿童公益领域形成专业的救助及服务模式，积极撬动社会力量，围绕儿童医疗和儿童福利两大议题，探索和实践专业系统的解决方案。在儿童公益领域，爱佑儿童福利项目瞄准孤儿、事实孤儿等困境儿童及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面临的问题和需求，通过提高孤儿的医疗养护水平、事实孤儿的辅助养育照料及关怀、留守儿童的生活救助及教育支持，帮助更多困境儿童摆脱困境，重获新生，拥抱美好未来。
2018年，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项目开始向项目所在地被性侵的儿童提供心理干预，当年提供干预的10个孩子里，有8个都是留守儿童。
这些孩子长期不在父母身边，严重缺失家庭监护，更不谈上接受来自父母的性教育。更加无奈的是，这些孩子在遭受性侵后，大部分仍处于长期缺乏家庭监护的状态，孩子遭受的巨大创伤既得不到来自亲人的及时呵护，也缺乏专业人士有效的引导帮助，不得不自己孤零零地面对残酷的现实。事实上，不仅是被性侵儿童，他们的家庭也需要更多、更专业的支持。
同样的话语背后是“不一样”经历
“都行，都可以，随便。”
也许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佛系青年的口头禅，但事实上，这也是很多被性侵的孩子最常见的回答。在雨珊和小伙伴们来北京的这几天，我们就无数次从她们口中听到这句话。
爱佑安生项目工作人员陪同雨珊和小伙伴们游览颐和园
年幼的TA们与不能说的秘密和耻辱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雨珊被一名代课老师猥亵侵犯。对于性一无所知的她，根本不懂老师在做什么，只是觉得很害怕，却又没有任何办法拒绝。慢慢地，她觉得是因为自己在学校表现不好，才受到这样的“惩罚”，她一直在思考的，都是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惩罚”，所以她开始变得不敢提出任何需求，日常跟家人、老师、同学的沟通，她只会说“都行，都可以，随便。”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哪个需求，就会让对方“生气”，从而“惩罚”她。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雨珊多次遭受老师的猥亵，但是身处偏远农村的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忙于农活的父母，除了发现她话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爱出门之外，也没有注意到更多细节。
直到村里流言四起，很多人都说学校有个老师“不正经”，经常欺负女学生，雨珊的父母才主动询问雨珊，看到女儿默默低下的头，他们才第一次知道真相。可这一切，对于非常传统保守，也没怎么上过学的他们来说，只能成为不能说的秘密和耻辱。
没有人愿意报警，无论是雨珊的父母还是其他被侵犯孩子的家长，这意味着，孩子们的噩梦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终于有家长去派出所报案，村里的人才知道，原来平日里衣冠楚楚的村小学老师，竟然以工作之便性侵了十几个孩子
看得到的“冰山一角”，看不到的更多隐秘角落
近年来，随着众多案件的曝光，性侵儿童犯罪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女童保护”性侵儿童案例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0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儿童被性侵案例累计达2729起，受害儿童人数超过5400人（其中，2013年—2017年统计案例为14岁以下儿童，2018年起为18岁以下儿童）。
仅2020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就有332起，受害人数达到845人，年龄最小的仅为 1 岁。受害儿童中，九成以上都是女童。在媒体公开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最高比例曾达87.87%（2014年）。
以上数据中性侵儿童案例仅为当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并不等同于实际发生的性侵儿童案例总量。据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统计，2013年至2019年，全国范围内仅法院宣判性侵儿童的刑事案件已经超过1.5万件。
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中，城市地区远远高于农村地区，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恰恰说明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事实上，受暴力（性）侵害的儿童多集中在农村地区留守及困境儿童中，但受到当地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
必须承认，儿童受暴力（性）侵害事件比大众想象得要“多”和“近”，实际处理起来也更复杂。受立案证据和社会文化观念影响，很多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被媒体曝光，而受害儿童因其隐蔽性，也往往处于被忽视的角落。
与此同时，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已出台关注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相关政策，但对于受暴力（性）侵害的儿童没有专项政策支持，加之当地没有专业力量介入体制里参与系统服务，导致现行体制无法更好地帮助推进政策落实工作，受性侵害的儿童在很多政策和服务信息的获取上也存在壁垒。
被性侵，对儿童而言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儿童性侵犯（Child Sexual abuse，CSA）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在预防虐待儿童项目中定义：
CSA是发生在儿童和一个成人或另一个儿童之间的，以性为本质的活动。双方在年龄和发育的不同，并利用这种不对等的责任、信任或者权力的关系满足了其中一方的需求，称之为CSA。
性侵害给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本质上是心理、心灵和社会功能的伤害。
“性侵不仅会对孩子生理造成严重伤害，对心理也常导致明显而持久的影响，甚至会影响终生。”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知名专家崔永华教授表示，初期影响类似于儿童的一般应激反应，比如恐惧、焦虑、易怒、抑郁、冲动、注意力难以集中、日常生活退缩等，长期来看容易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心境和情绪障碍、人际关系障碍、物质滥用等。
受到暴力侵害，尤其是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常会感到不安，对于接下来遇到的心理反应、社会舆论、法律程序普遍缺乏心理预期和实际有效的处理经验，尤其社会舆论对儿童及其家庭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使得儿童及其家庭的处境更加艰难。在现行的司法实践中，繁复的法律程序也会导致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在不同地方多次接受询问与服务，出现不断复述痛苦经历的情况，而这些过程中舆论、家庭和相关环节的处理方式时常造成“二次伤害”，常常无法及时保证受害人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专业的社会救助。
性侵犯经历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我们还可以通过两项国际研究数据来具体看看：
第一项研究是横向研究，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研究数据显示，性侵犯经历导致了儿童呈现解离症状的概率提高8倍，罹患PTSD的概率提高4倍。
解离症状是指心理过程的分离，比如想法、情绪、记忆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分离（在一般情况下，它们是整合在一起的）。解离症状一般出现在创伤经验之后，是一种适应性的反应，这种解离症状可以帮助受创伤者避开痛苦的回忆，但是会影响正常生活。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为个体经历过创伤后，对创伤事件进行再次评估和情绪上的再次体验为主要特征的再体验。主要表现为个体高度的警觉性，不由自主的回想创伤经历，以及对于能够引起创伤体验的回避为主要特征。
第二项研究是纵向研究，一份来自美国的研究中，84名曾在6-16岁之间受到过性侵犯的女童，在随后长达23的时间里她们出现了以下症状：青春期提前、认知缺陷、抑郁、解离症状、性发展适应不良、药物/毒品和酒精滥用、从高中辍学、家暴、PTSD、肥胖率增高等19项症状或生活问题。
最后，在一项儿童性侵犯综述性研究中，荷兰研究者发现当事人报告的数量是官方报告数量的30倍。研究者推论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迫于自责、羞愧或者尴尬等因素而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经历。从这一点出发，也许儿童性侵犯所造成的创伤还需要我们更多的认识，受害者还需要更多耐心的帮助与关心。
面对被性侵的儿童，爱佑正在行动
2019年开始，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项目与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集中地区的地方社工机构紧密合作，希望通过专业化的社工工作服务体系和方法，为遭受暴力（性）侵害的儿童及家庭提供系统化的支持，从专业角度协助公安、检察院等系统完成司法程序，同时为受害者保护其司法权利，采用社工个案管理方法介入陪伴，专门设计受暴力（性）侵害儿童支援服务计划，最大限度的保护儿童的权益。
也是在2019年，由于老师被立案调查，雨珊去警局做了笔录。尽管警察很注意沟通方式，但雨珊的状态仍旧非常不好，很快警方就寻求了社工介入，希望能对雨珊提供更加专业、全面和长期的支持。
一开始，雨珊的父母还是抱着不能“坏事传千里”的心态，很排斥社工的工作，连续几次都拒绝了社工的电话沟通。后来在村委会的协调下，社工专门来到村里跟雨珊父母进行了一次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面谈，才终于说服了他们。也就是从那时起，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项目的专业社工，开始了对雨珊的长期陪伴和支持。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项目的专业社工一直奔走在当地受暴力（性）侵害儿童支援服务工作的一线。累计为2000人次的被侵犯儿童提供危机干预、权益维护以及预防暴力伤害的线上服务支持；通过走访和服务，在留守儿童聚集较多的学校和社区提供预防儿童受暴力（性）侵害和儿童安全自护等系列的儿童保护的工作；作为专业社会力量参与司法程序，为受暴力（性）侵害的儿童提供全流程的服务支持，为被害人提供危机干预、个案服务、家庭服务、资源链接等专业服务，避免被侵犯儿童因被害致困或再次遭受侵害的情况发生；实际参与的案件家庭走访调查：监护人能力评估、陪伴就医与录口供、心理疏导等环节，有效降低儿童及家庭面对困境所处于的风险，提供儿童及家庭的处理能力，以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联动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为儿童身心发展营造正常、稳定安全的支持环境。
两年跟踪服务后，爱佑组织了一场成长夏令营
对雨珊提供跟踪服务的这两年，社工一直都在关注雨珊的点滴变化。
去年9月，12岁的雨珊进入中学，开始进入青春期的她，人际关系障碍愈发明显，全新的学校和全新的同学，并未给她带来任何新鲜感，她依旧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只愿意跟小学的好朋友说话。生理期的到来也让她有些排斥和反感，她甚至问社工，“为什么自己会这么麻烦？”
跟雨珊的情况相反，14岁的梦惠在小学二年级遭受性侵之后，并没有完全排斥与人交往，但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一直处于无法掌握边际的状态，要么过分亲昵，要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尤其在与异性的相处上，还总会产生“对方是不是喜欢我”的猜想，无论对方是老师，还是同学。
“被性侵的孩子，既有共性，也有鲜明的个体差异。”社工告诉我们，被侵犯的孩子几乎都会回避人际关系交往，普遍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有的孩子被性侵犯之后，就不愿意说话了，即使后来恢复说话，语言表达的逻辑性也非常跳跃；有些被亲人侵害的孩子，会出现分不清真实与虚幻的情况。”不会表达情绪，不敢主动提出任何合理需求，是大多数被性侵的孩子都会出现的情况，“只有让孩子们回到关系中去，才能帮她们修复这些创伤。”
为了更好地帮助孩子们，今年夏天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项目精心组织了一次“创伤修复”的成长夏令营，邀请雨珊、梦惠和另外两名曾被性侵的孩子，一起从老家来到北京，在社工和爱佑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的陪同下，通过6天的夏令营活动，让她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习生活自理、人际交往、团队协作等自我管理能力，在丰富多元的行程中感受到彼此之间友爱、快乐、和善等不同以往的社交体验，让孩子们重新与环境、他人、自己建立联系，并产生互动。
每一个环节设计都努力帮孩子们解决一个问题
通过游览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长城、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天坛、清华北大，孩子们在夏令营不仅亲身体验了只在课本中见过的名胜古迹，体验神圣的升旗仪式，感受皇家园林的庄严华美，亲临北大清华，感受最高学府的自由开放，更在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善意和爱意。
虽然已经是中学生了，但雨珊跟小伙伴们最喜欢的还是动物园，这也是她们第一次来动物园
鼓励孩子们满足自己的需求
从孩子在县城集合的那天开始，社工就把每顿饭和零食的主动权交到了孩子们手中，“自己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每个人都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菜。”
“我没喝过，哪个都行，你点吧。”
“你拿着手机看看，上面都写了奶茶里有什么，你选自己喜欢的就行。”
来到北京的第一天，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用奶茶来跟孩子们“建交”，虽然孩子们起初都有点拒绝，但在工作人员的坚持下，她们高兴地为自己点了人生中的第一杯奶茶。吃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让孩子们自己点菜、吃零食，是鼓励这些长期处于紧张、高压状态下的孩子，轻松地面对和满足自己的需求。
孩子们喝到的第一杯奶茶
孩子们慢慢也开始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最明显的就是在长城和动物园逛累了的时候，雨珊和小伙伴会主动提出自己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下。能够跟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形象表达自己的需求，这与她们之前的状态很不一样。
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爱，帮孩子们重建信任
夏令营期间，无论是爱佑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朝夕相伴，还是志愿者带来的每一份贴心小礼物，亦或是景区、餐厅工作人员的每一张笑脸，都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关怀，这对于孩子们重新建立对外界的信任感、对人际关系的认知，都非常重要。毕竟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她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来自陌生人无条件的善意和爱。
在北京的每一天，雨珊和其他3个小伙伴轮流担任小组长，负责组织大家参与各项活动，早上叫伙伴起床、量体温，根据天气预报提醒大家合理着装；在行程中主动与爱佑工作人员、社工、志愿者、景区和餐厅的工作人员，以及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沟通、相处。
印象最深的是爬长城那天，因为早上升旗仪式起的太早，孩子们都有点困，所以爬的格外慢。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直非常耐心地陪在孩子们身边，走走停停毫无怨言，一直都在询问和鼓励孩子们，“要不要拉着我走？”、“坚持一下就快到啦！”
起初，一个不太“合群”的孩子总是无法融入另外三人
担任组长的雨珊，不止一次停下来等待落在队伍最后的小伙伴，而这个小伙伴其实在前一天，还完全无法融入其他三个小伙伴，一直都是单人行动的状态。每次等到这个小伙伴走过来，雨珊也不会有太多言语，就是跟她一起走，偶尔问一句“要不要休息一下？”就这样，一趟长城下来，这个小伙伴不再单人行动，不管吃饭还是走路，她都会挨在雨珊身边。
后来回酒店的车上，雨珊告诉社工，“大家都对我们好好，我也想对他们好。”感受被爱，也向同伴表达爱、分享爱。爬长城的过程中，孩子们不仅互相帮助，也激发出了自己爱人的能力。
后来，孩子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四人同行，看风景也要跟好朋友挤在一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活动期间我们并没有告诉志愿者孩子们的具体情况，所以在整个夏令营期间，志愿者们都像对待来自偏远地区的普通孩子一样对待女孩们，全程都是一种轻松、快乐的相处模式。
专家干预，既帮助孩子也赋能社工
夏令营期间，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安生项目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龙迪老师，每天晚上为孩子们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帮助她们更好地修复创伤，也更加深入地发掘孩子们面临的困难。
在龙迪老师的干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开始并不能融入大家的那个孩子，没有办法有逻辑的说话和表达自己，创伤使她的记忆非常碎片化，跳跃性也很强，有着明显人格解离的情况。而梦惠虽然“话多”，但跟人沟通时只能在很浅的层面沟通，无法进行深层次的沟通，而且从她的语言里，完全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针对每个孩子的情况，龙迪老师都进行了一对一的专业干预，在孩子们之外，龙迪老师还与随行的爱佑工作人员和社工及时进行复盘，详细解读每个孩子的情况，为社工后期工作的开展梳理思路和方向。
除了跟随专家学习，每天晚上爱佑工作人员和社工也会复盘当天的活动，分享对孩子们新的认知和观察
在北京的每一天，无论多晚睡雨珊都会认真洗漱干净才躺下，第二天穿的衣服也一定会整齐地叠好放在床边。来北京之后的她，明显变得开心不少，会主动跟其他人沟通，而且善于表达，越到后面越喜欢表达的她，甚至被大家戏称为“话痨”，“原来她可以是个很开朗的孩子，也是个很受欢迎的孩子。”陪她走过两年的社工，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不一样的雨珊。
希望在爱佑安生和众多爱心的支持下，孩子们可以踏实、安心地迈向未来
6天的夏令营转瞬即逝，完全不知道彼此经历的4个女孩已经变成了熟悉的朋友。回去的高铁上，雨珊跟小伙伴们自然地坐在一起，一边回忆在北京的每一天，一边约定未来也一定要保持联系，她们还建了一个只有她们自己的微信群，“我们要做很久很久的好朋友~”
爱佑慈善基金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儿童公益领域形成专业的救助及服务模式，积极撬动社会力量，围绕儿童医疗和儿童福利两大议题，探索和实践专业系统的解决方案。在儿童公益领域，爱佑儿童福利项目瞄准孤儿、事实孤儿等困境儿童及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面临的问题和需求，通过提高孤儿的医疗养护水平、事实孤儿的辅助养育照料及关怀、留守儿童的生活救助及教育支持，帮助更多困境儿童摆脱困境，重获新生，拥抱美好未来。